關於人名翻譯、中性詞與自然女運動的一些迷思。
　　寫了一個月終於完成了可以安心地去了（不是，還有一個日本女史小考要等回學校再寫了，肉眼可見的又是列書單如山倒寫筆記如抽絲，不知道啥時候才能憋出來……

從 Simone 開始

　　最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是在幾個月前，和 claude 討論神秘學的時候被安利（？）了 Simone Weil，說我的神秘學觀點和她有些相似。當然現在的 claude 好像大幅削減了免費用戶的上下文長度，沒法再給出這麼深思熟慮又令人暖心的回答了，只能用來當一個沒有感情的代碼機器，永遠懷念……
　　扯遠了。當時 claude 把她的名字翻譯成「西蒙娜・韋伊」，然而我按這個中文譯名搜索，結果是一無所獲。換了原文搜索才發現在中文出版物中她的譯名有兩個版本：簡中版本是「西蒙娜・薇依」，繁中版本是「西蒙・韋伊」。
　　顯然和兩個出版譯名比起來我還是更傾向 claude 的翻譯，因為這個翻譯是很符合西文人名構詞法的：名通常帶性別屬性，而姓氏是中性化的。
　　但實際使用起來的時候又變成了另一回事。首先西文名的字數太多了，總打別人全名既不方便也不太禮貌；像部分女性讀書博主堅持的「不用夫姓」原則一樣只稱名又會和另一位 Simone 重名，而且這兩位在書面記錄裡還有一次不太愉快的會面；以及 Simone Weil 本來就終身未婚，不存在夫姓的問題。於是我開始遵照「姓氏中性化」的原則稱她為「韋伊」，這麼愉快地用了一段時間後翻開了臺灣出版的《壓迫與自由》，翻了沒兩頁就看見譯者把「like a man」翻譯成「像個男人一樣」。
　　心情是跨性別運動亡我女權主義之心不死如毛象：

嗯對就這樣打著平權的名號翻譯女作者名字的時候「去性別化」然後把 like a man 翻譯成「像個男人」，這會怎麼不說先生是中性詞了？我看你像個死人。

　　於是連帶著這個姓氏的中性化翻譯我也一起接受不能了。往前翻了一下發現我 4 月份剛開始讀她的作品的時候就在質疑繁中把 Simone 翻譯稱「西蒙」有刻意模糊作者性別的嫌疑，為此還特別較真地去搜了一大圈，搜到了臺灣的翻譯參考書《外國學者人名譯名》，研讀後可得：

1. 使用例中可以看見「莉莉安」「瑪莉亞」等各語種人名的實際使用，但規範表中除了捷克語和俄文以外沒有妮 / 莉 / 娜等女性常用字作為標準出現，可見這個翻譯規範是忽略女性的；
2. 「Simone」檢索結果僅有意大利的 Roberto De Simone（男），翻譯結果是「德‧席牟內」，搜索此譯名無本書外的結果，可見這個翻譯規範也並不強制執行；
3. 雖然 Simone 的法語讀音就是 see-mawn（沒有娜），但繁中 wiki 上波伏娃的妹妹 Hélène（讀作 eh-lehn，也沒有娜）被翻譯為「埃萊娜」，可見翻譯的時候也不一定要遵從讀音；
4. 該規範內 Marie Curie 被翻譯為「瑪裡・居禮」，但她的本名卻被翻譯為「瑪莉亞」，且其她的 Marie 都被翻譯成「瑪莉」，哎文科男的小心思真是……
5. 直接在博客來搜索出版作者「西蒙娜」，排除簡體書結果後有多位 Simone 也被繁中譯者翻譯為「西蒙娜」。

　　結論：我覺得就是故意的。

中性詞與被偷竊的歷史

　　在我看來這種無視原始文化語境的「中性化」和強行把傑出女性稱為「先生」的行徑如出一轍。**普通的 Marie 是「瑪莉」，但傑出的 Marie 可以使用中性名「瑪裡・居里」；普通的 Simone 是「西蒙娜」，傑出的 Simone 可以使用中性名「西蒙・韋伊」，但是另一個傑出的 Simone 因為緋聞太多所以要叫她「西蒙・波娃」噢。**而於此同時男的只要長了兩條腿能獨立行走進任何一個有服務生的店鋪就可以被稱為「先生」，叫 Simon 的哪怕是條狗也可以翻譯成「西蒙」。
　　在這樣的語境下還堅持「使用中性詞是一種尊重平權」實在是一種掩耳盜鈴的行為。一個現實的反例是早年簡中同人圈喜歡將圈內大手尊稱為「大大」，隨著敬語的通貨膨脹逐漸演變為「太太」，本意是「比大大再厲害一點的人」，並沒有什麼特定的性別指向。而此敬語廣泛使用不久便有男畫師發文公開反對粉絲用「太太」稱呼自己，因為：「我是男的為什麼要叫我太太？」此後這個稱呼便不再被用來稱呼男性創作者。
　　當時就有一名女畫手吐槽：「但是從太太變回大大感覺反而少了點什麼。」可見另一個非女的性別對這種可能混淆性別的「敬稱」是十分敏感的，不惜賽博自宮也要保證自己身而為男的身份純潔性。

　　我就知道寫不完哈哈

　　而我也越來越抗拒使用「中性詞」作為第三人稱的代詞，且我認為這和「讓渡中性詞」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在第一人稱的表達中爭取中性詞，象徵著女性追求在自我認知層面的平等；在第二人稱的交流中爭取中性詞，象徵著女性拒絕因性別的不同而遭到區別對待；這無疑都是平權上的進步。但在第三人稱的記錄中，中性詞的弊端就會出現：它缺失了被指代者的性別信息。
　　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的場合下，因為所有的對話都在兩個面對面的人之間發生，這些信息的省略可以由語言以外的感知得到補足。而第三人稱的記錄與接受者之間必然存在空間、時間甚至是文明上的距離，缺失的信息難以得到補充。

　　而缺失的性別信息重要嗎？我認為是重要的。
　　從遠處看則可以參考龍與三皇五帝，龍「生」九子，鯀「生」禹，原本是母系文明的傳說，卻被後世挪用成男性封建統治的圖騰。
　　而從近處看可以參考中文媒體標題慣例：好事不提女，壞事不留男。女司機開車撞了男乘客，標題主語必然是「女司機」如何如何；男司機撞了女乘客，標題的主語就會變成「女乘客」如何導致自己被車撞了；而當男司機撞了男乘客，標題的主語甚至會變成那輛車。而當某位傑出女性去世，訃告則恨不得把所有性別相關的詞語都刪掉，還要在標題上「緬懷 xx 先生」。
　　文字是為記錄而誕生的，如果文字遺漏了應有的信息，那麼記錄也就無法再證實、證偽或溯源，淪為被掌權者肆意曲解篡改的玩具，一個任人抱養的小男孩。女性達成的成就被偷龍轉鳳給予男性，而男性犯下的罪孽則被春秋筆法寫作「女禍」，和創世紀裡讓女人背負上人類苦難的原罪如出一轍。真不愧是祖上被同一泡大洪水滋過的文明古國們呢。

花草・女字・第二性

　　但堅持使用性別差分的詞語也未必就意味著尊重女性。比如魯迅就曾批判過：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卻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對於托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特別寫成妥嬭絲苔也。

　　這一點在 Simone Weil 的名字上也有體現，她的數學家兄長 André Weil 的姓氏就被譯為了「韋伊」，沒有任何爭議。當然我想這和他的書並沒有中文出版也有一定關係
　　毫無疑問這種區別對待是 Simone 身為女性的「第二性」體現，但魯迅認為花草女字「輕靚豔麗」的觀點恕我也不能苟同。其一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裡花草向來是寄託高雅情操的載體，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野草春風吹又生，梅蘭竹菊四君子有三是花（按生物學分類來說竹子也是草），哪一株「輕靚豔麗」了？其二是無論在東方、西方還是拉美文化中（非洲文化沒研究過不熟就不討論了），草藥、女性與原始崇拜（巫術）三者都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可以認為這是遠古母系文明的一種共通的痕跡。魯迅身為中國人卻對花草有這樣的偏見是我不太能理解的，思來想去也只能得出個玩笑的結論：大約是因為他本名「樹人」吧。
　　而對女字的批評則更是無稽之談。中文的上古八大姓本都是女旁，更不要說「姓」字本身就是女字，「姓」最早就是為了標記來自哪個母系社群被發明的。文言文的第二人稱「汝」也是女字，甚至在某些古文裡直接寫作「女」，雖然詞義可能經過變遷，但這個字形在父權統治下流傳至今也未曾更改，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了。或許在上古時期「女」才是那個經常被用來指代全體人類的第一性，古中國人互相稱「女」就如同西方人誇讚彼此「like a man」一般。

翻譯與不同的姓名文化

　　在討論翻譯時也不能不考慮文化差異的原因。西方人似乎不太在意「重名」這件事，好名字應該是在聖經裡出場過的，用親友長輩的名字給孩子取名做紀念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而中國文化則普遍對重名非常在意，中產家庭小輩取名需要避長輩的諱，統治階級則仗著漢字是結構化符號憑空造出各種前無古人的新字，給自己取一個絕無僅有的酷炫名字已經算仁義了，缺德的還要把和自己重名的古人名字通通改掉。
　　而這「避諱」的習俗或許也對翻譯造成了影響，將同姓氏的男女譯作不同的漢字倒也不失為一個避免因重名造成混淆的辦法。
　　值得一提的是造字的事也被魯迅罵過：

　　古時候，咱們學化學，在書上很看見許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據說是原質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屬」或「非金屬」的，那一邊大概是譯音。但是，「鏭，鎴，錫，錯，矽」，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總須附加道：「這回是熟悉的悉。這回是休息的息了。這回是常見的錫。」而學生們為要記得符號，仍須另外記住拉丁字。
　　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難了，幾個字拼合起來，像貼在商人帳桌面前的將「黃金萬兩」拼成一個的怪字一樣。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來，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

　　從這兩則文本看來，與其說他是個性別平權主義者，不如說他是個漢字極簡主義者，而漢字的極簡化已經在他身後的時代證明行不通了⸺漢字本身已經是一種濃縮了高密度信息的極簡符號。
　　如果只看「錫」和「矽」，或許確實會覺得不如「Sn」和「Si」容易辨別。但如果把前者扔進普通的漢字文本裡，能輕易地找出從哪裡開始是化學元素相關；而把「stannum」和「silicon」扔進普通的西文文本裡，找起來可就是大海撈針了。不過先生寫的這些話倒像是給日本人看進去了，百年後日本的生化醫學教科書上全是片假名，倒是真「省下造字的工夫」了，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覺得學起來事半功倍呢？
　　其實這不就典型的學渣心理嗎，書背不下來怪字多，晚生一百年背幾本片假名就老實了，背完了還有橫豎向文字混排左右開本一起讀的第二關噢：）

　　扯遠了。總之在經過如此複雜的思考之後我還是倒向了「薇依」。但我對「依」字其實有點意見，這個非花非草也非女的字倒是真能擔得上「輕靚豔麗」的「輕」。
　　如果是不需要嚴格引用的輕鬆場合，我大概會愛稱她為「薇姨」吧！

中性化・自然女・跨運陷阱

　　與爭奪中性詞並行的則是轟轟烈烈的自然女運動。
　　鑑於這本質上是一個由普通人自發執行且多線並行的，可以說是高度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且其背後的社會背景在我看來也未必完全是「女性覺醒」，而包含了更多「巧言令色」的陷阱，所以就不在這篇小短文裡展開討論了。
　　只說最讓我迷惑且不適的一類言論：「看了寸頭女之後終於發現沒有什麼男相女相，男人和女人的長相本來是沒有區別的。」
　　且這句話還經常伴隨著一張貓的圖片：現實中的公貓（一隻英短藍貓），現實中的母貓（複製粘貼藍貓），二次元的公貓（複製粘貼藍貓），二次元的母貓（Tom & Jerry 裡的白貓小姐）。

　　我對人類學並沒有太多涉獵，但就我不算短的 TNR 活動時長來看成年公貓的外觀就是和母貓不同的，雖然差異不明顯但仔細看就能分辨出來⸺公貓會發腮，四肢和尾巴更加粗短，身體重量也更加集中（即在體重相同的情況下公貓抱起來手感會略重）。當然這種差異似乎也很難排除「社會導向」的因素，即大部分母貓更傾向接受四肢粗短且會發腮的公貓，所以這樣的基因被繼承了下來。
　　這種性別上的差異在鳥類和昆蟲上則更加明顯：雌性往往是灰暗而不起眼的，她們的外觀似乎有利於躲避天敵的捕獵；雄性卻往往爭奇鬥豔，他們的外表似乎主要服務於求偶。
　　而這種差異在人類上卻似乎完全相反：即使排除化妝和整容的影響女性的外貌也大多是端正美麗的，而男的則很容易開出來醜得彷彿返祖一樣歪瓜裂棗的神奇基因。為什麼？因為生育的選擇權倒錯了。女性失去了對後代基因的主動選擇權，反而像自然界中其它物種的雄性一樣成為了被「挑選」的個體，而後者顯然才是更符合邏輯與自然規律的正常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呼籲女性剃寸頭穿男裝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想法。我對寸頭其實沒有太大的意見，但「穿男裝」在我看來本質上依然是一種失權的行為。在這種話語下我們默認了女裝就應該用更高的價格出售更廉價的做工，而男裝商家不需要做出任何改變就可以憑空獲得一大筆進賬，甚至還有底氣漲價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被迫接受那些並不符合女性身體構造的設計，比如默認扁平的胸圍和臀圍，以及前開的褲鍊。
　　據說我們選擇男裝的原因是：更少的溢價、更寬鬆的版型、更合理的尺碼、沒有亂七八糟的開洞和半透明設計，以及足夠大的口袋。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要求女裝商家做到這些？而是僅僅在現有的商品成衣裡做出了一個看似能滿足這些要求的選擇就滿足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醫學生練習 CPR 時只有成年男性模型，汽車廠家進行安全測試時只考慮成年男性的安全標準，人體工學設計也只考慮成年男性的體型，甚至有大量常見藥物都只有男性的不良反應數據。如果我們不認可這樣的做法，那麼為什麼要把「和男人沒有區別」作為對寸頭女性的讚賞？這難道不是又把男性放在了默認的第一性的「標準人類」的位置嗎？

　　當然我願意相信這句話的初衷是好的，是出於「追求同等的標準」而不是「對另一性的盲目崇拜」；而市場選擇本身也是一種壓力，起碼這兩年我確實能在國內買到物美價廉還有大口袋的女裝褲子了；那張複製粘貼的貓圖，如果用於批評因高度簡化所以需要凸顯刻板印象特徵來製造差異化印象的二次元創作倒也無可厚非。但我是一個非常抗拒女權議題中出現非女性元素的人，所以自然是要在自己的 blog 裡咬文嚼字杞人憂天一番的。
　　我認為的合理的「中性化」應當是「去性化」，即摒棄那些將女性性化的、物化的、客體化的部分，同時也破除那些將男性主體化、權威化的賦魅謊言；而不是「去女性化」，強行無視女性與男性在激素、發育和歷史原因中造成的普遍生理和精神差異，否則這和「把優秀的女性封為名譽男人」有什麼區別？如果放任這樣的語言成為共識，輕則回到那個女性只能在以男性數據為標準建立的世界裡削足適履的黑暗時代，重則落入跨運的陷阱⸺如果女性與男性沒有差別，那麼一切獨屬於女性的資源與空間都不應存在，一切圍繞「女性」所建立的身份與文化認同都應當被瓦解，生而為女者若拒絕接納自稱為女的另一性則是壓迫他人自由的法西斯，只要消滅了「女性」這個性別，那麼一切曾在女性身上發生的不公與壓迫也就可以視作不曾存在。
　　在尚未擁有同等權力時就宣稱自己與既得利益者是「相同的」並不能就因此獲得平等，只能獲得一種平等的錯覺罷了。

去罪化與再發掘

　　在讀 Pomeroy 女士的《女神、娼妓、妻子與女奴》時我總是有一種怒其不爭的心情，比如她花了非常可觀的篇幅反覆統計史前希臘神話中的女神「即使有伴侶也被認為是處女」。同樣的，基督教的「瑪麗亞處女生育」的故事也一般被認為是女性失權的表現，處女的傳說體現了人們認為即使尊貴如耶穌的母親也必須保持純潔，不能有任何性行為。
　　而在中文學者歐陽潔女士的《女性與社會權力系統》中，提到瑪麗亞時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瑪麗亞處女生育的傳說是母系社會的遺產，因為當時的孩子都「不知其父」，所以瑪麗亞才被後世傳為處女。
　　想來這也是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的。
　　雖然西方女權起步早，但她們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都和亞伯拉罕基督教高度綁定，在她們的文化中生而為女即是原罪。所以對她們而言，女性的「平等」是需要「去罪化」的，在擺脫女性的原罪的道路上難免會走入「去女性化」的歧途。
　　而中國女性一方面在很長的歷史上根本無法接受教育，現今在學術界活躍的大多數女性從一開始接受的就是性別平等的無神論教育；另一方面我們的文明中還殘存著大量母系文明的證據，女媧造人的傳說、女姓、王母和媽祖等女神崇拜、留存至今的摩梭族，以及近年發掘的傅家遺址。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被遺忘的母親，所以我們也不必摒棄所有「女性化」的符號，而是應當重新發掘那些值得引以為傲的東西。
　　如果用西方視角看上古的中文歷史，或許也能找出大量「處女生育」的證據，但在我們本土的記錄中，只不過是「有感而孕」罷了。

女性與非女的

　　如果有人也在對我寫下的東西咬文嚼字的話，或許能發現我在有意減少對「男」的使用，而是用「the ohters」替代。「女性」與「另一性」，「女性的」與「非女性的」。
　　之前討論過漢字中的「女」與「男」尚且有對等的單字，且「男」是個複合字而不是象形字，推測比「人」與「女」誕生順序都靠後；而英語中的兩個性別卻寫作 man 與 woman，頗有種「平家にあらずんば人にあらず」的不知天高地厚。於是由此獲得了啟發，我也開始用「女」與「非女」指代兩個不同的性別。
　　一如我在毛象簡介裡的態度：「一切非女皆偽神。」

小花絮

　　前段時間在家裡發現了長得有點像蜜蜂又有點像隱翅蟲的蛾子，識圖發現是鹿子蛾，沒有毒（很重要！），於是禮貌地用紙杯請出去了。
　　感嘆昆蟲的神奇擬態之餘就開始查資料：它們是怎麼知道擬態成蜜蜂可以威懾天敵的？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蝴蝶和蛾子可以主動選擇不同的食物改變鱗片的顏色，就好像把花插在不同顏色的水裡可以染色一樣。但查詢的結果並非如此，「擬態」的命名也不甚準確，它們並不是有意偽裝成有毒的樣子威懾天敵或是與環境融為一體的，單純是因為不長成這樣的都死了。
　　換言之，這些擬態的昆蟲並沒有主動選擇外觀偽裝強大的能力，純粹是因為同一形態表徵的物種中恰好存在有毒的獵食者，才讓它們得以倖存。
　　進化的真相殘忍得讓溫室裡長大的人類有些失語。
　　但或許人也是一樣的。無論是掩蓋自己的才華還是模仿權力的上位者都無法改變真正的自我，但如果妳有朝一日成為了掌握實權的上位者，即使什麼都不做，也可以庇佑那些與妳相似的人。
　　所以向上走吧，以女性的身份向上走吧。若我們強大，女子就不再可欺。